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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现为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注册主任,中国徐州国际商会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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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钓鱼”的危害远大于“黑车”

 "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

  黑格尔

  上海私家车主张先生遇到桩好心没好报的事。9月8日他开车时,一男子要求捎一段,他拒绝了,但男子央求称胃痛等不到出租车。于是张心一软就答应了,车上男子提出给他十元钱,张说不要。当张按其要求停车时,男子迅速拔走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原来这是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黑车",张先生因"非法出租营运"被罚款1万元。(9月16日《新京报》)

  张先生认为自己被"执法钓鱼",但有关官员否认这种说法,称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但有"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从报道中看,执法程序不妥之处很多:没有依法出示执法证件,扣走车上与执法无关的个人电脑,要挟当事人放弃申辩的权利……但除此之外,需要探讨的是:正当的"执法取证"和所谓"执法钓鱼"的边界在哪里?

  "黑车"扰乱了正常的营运秩序,由于证据较难固定,处罚难度较大。一般由执法人员扮演乘客乘坐,用电子设备记录证据,在交易之后,"人赃并获"。这就是所谓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它也备受争议---"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正义初衷,沦为"执法钓鱼"、"放倒钩",或者叫执法圈套。

  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比如,一名便衣警察对某女子说:"给你100美元,陪我过夜。"她不同意;警察增加到500元,她还是不同意;警察再次加价到1000美元,她才勉强表示同意。这就是执法圈套---该妇女的卖淫意图是在警察高额金钱引诱下萌发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从本案看,就算张先生是"非法营运",但最先他并不想违法,而是在男子自称胃痛打不到车的"引诱"之下,才开始"违法"的。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执法钓鱼"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它更会引发严重的冲突,比如,去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2008年3月9日《东方早报》)。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来源: 新民网 (责任编辑: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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