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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现为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注册主任,中国徐州国际商会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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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走向大国:一个法学省思

演讲人: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持人:明 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持人: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民商法前沿”论坛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国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德恒律师事务所作为协办方,长期以来对于“民商法前沿”论坛的工作所给予的支持。

        许教授曾先后求学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早年研究刑法学,近年来专注于抽象的法学理论,并且比较喜欢具体的实证研究。许教授不仅是一位法学教授,也可以说是一位文学家,因为他非常强调文字的雅致与精确。去年,许教授当选我国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4年许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叫做《法学家的智慧》,我相信通过这次讲座许教授会展示给大家什么是法学家的智慧,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许教授开始他今天的讲演!(掌声)

        主讲人:很荣幸,能够来到人民大学法学院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座,刚才我到你们的新法学楼如伦讲堂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到北师大的建筑比不上你们人大的建筑。(笑)我今天给同学们讲这样一个题目,有点非理非法,叫做《中国正在走向大国:一个法学省思》,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来谈这个题目,二十八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七的国家;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政治事务;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区域内互动与多边及其国家关系的互动里面,正在扮演着愈来愈强烈的并且具有自我意志的扮演着一个政治大国的角色。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世界放宽,将历史的视角引入到我们此刻的论题里面来,我们会发现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地质社会,从传统的地质的立法结构向现代的法律文明秩序正在转型、正在过渡的这样一个竭力长征的又一环节。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这实际上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宋明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体制的变革,经济总量以及生产方式的改进,需要突破政治体制的安排,这样一个持久的中国内在的历史紧张,从1840到1995年,这样一个外患平忍的内外刺激的情形下,终于在晚近的半个世纪逐步获得缓解而渐入佳境,这样一个情形的宁静。所以,在此时此刻中国的发展已然不仅是中国的事情,正像中国法律的发展,依然不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而牵涉到中国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而来法律一体化的问题,牵涉到中国与中国法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屋顶来组织民族国家,参与到世界法的建设过程中间,从而为国际宪政、国际秩序的重新缔造作为大国来参与。所以,在在此时此刻中国的法学家、中国的法律从业人员,应当反省、深思、明辨,而采取补助的这样一个时刻。所以我今天晚上和大家谈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什么是大国;第二个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中国要真正走向大国还欠缺什么样的条件,遇到什么样的主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个人对解决这些问题从法学角度的一些设想。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国关于什么是大国以及成为大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在参考了国际关系的一些论著,请教了这方面的专家以后,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反省,我想总括各家的论述是不是有这样三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个条件,基础条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幅源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具有国际政治意义。一句话,国家规模具有国际政治意义。怎么讲?如果一个国家要成为大国的话,也就是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于全球性事务具有深刻的、全面的影响这样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应当在幅员上具有相当大的面积。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一个科技、经济、军事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以色列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因为他的幅员太小没有纵深感。另一方面,人口同样制约着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大国。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有着七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澳大利亚周围的海域要是算上的话,他可能是世界上面积前三位的国家,但是我想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二十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恐怕不能成为大家,为什么?因为他只有两千万人口,这两千万人口除了一千万女的,再除掉二百万小孩子,再除掉二百万老人,再除掉五十万残疾人,(笑)再除掉一些刚加入的移民,等等,他具有经济和军事意义上的有效人口也就是五百万左右,同学们可能会问,哪一千万的女子难道不是有效人口吗?不是说不是有效人口,而是说较为不有效人口。(笑)所以,我想人口这样一个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决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知道,光有人口不行,比如说印度有十亿人口,可是印度十亿人口号称有三亿五千万的中产阶级,但是问题在于,他还有三亿贫困人口。印度这个国家由于他的历史传承和哲学的特点,使得这个国家并非是一个尚伍的国家。大家想一想,十亿人口只在奥运会上拿一块铜牌,还举国欢庆,你说这个国家要成为世界性大国的话,他所面临的挑战我想比中国更多。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家的基础条件,就是国家规模他的国际政治意义。

        第二个条件,硬件。也就是我们国际关系上常常讲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这样几条:经济、军事、科技及高水准的生活方式。

        (1)从经济上来说,大国一定是在经济总量上占有全球举足轻重地位的这样一个国家。去年为止,中国的GDP生产总值是一万三千亿美金,也就是说,人均一千美金,这是美国上个世纪初的水平,是韩国七十年代末的水平,是日本六十年代的水平。我们知道,日本一亿多的人口他的GDP的份额是四点多个亿,欧盟整个GDP的份额加起来大概是八万多个亿,美国两亿八千万人口,他占GDP的份额是十一万多亿,也就是说美国的GDP产值差不多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美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作为华尔街的股票连着全世界股民的心啊!中国经过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第七这样一个地位。这些为中国可能成为大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以人均一千美金的水平来算的话,中国在世界的排名非常靠后。总而言之,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国家,他的经济总量一定是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足以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国家。

        (2)从军事上来说,根据美国有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也是一个有名的战略学家约翰密尔斯海谟的说法,这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大国的话,他的军事要能够具备有两条:第一,具有跨洲、跨洋投送武装力量的能力;第二,要具有第二次核子打击能力。大家知道,在现时代的条件下,核威慑一般是存而不用,常规的军事力量如果在双边的冲突中间,一般来说,可以及时集结和调动。但是,作为大国他所关注的和要解决的是世界性事务,因此,他一定要具备跨洲、跨洋迅速集结武装力量这样一种能力。比如,美国在打伊拉克的时候,他能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将三十万的大军迅速的通过海陆空三条道路集结在波斯湾。诸位同学应该知道,在现代科技的条件下,运输三十万人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我们每年的春节的春运有上亿人口在流动,跨洲、跨洋武装力量的集结仅仅运输三十万人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关键的问题是,要能够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因此他牵涉到部队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及自重、补给与战斗力的关系,通讯协调的关系、政府、军方与民间、商界协调的关系问题,国际传媒与政府、军方的配合协调问题,海陆空三军以及海陆空自己的部门与友军的配合问题。总而言之,他的这种管理调动的军事能力超过了运输能力。所以说,一个大国能够在跨洲、跨洋的情形下,迅速的集结这种战斗力,全世界迄今为止只有美国达到这种水平。

        第二种能力是核打击能力,现在根据有关的统计,中国大概有五百枚左右的核子弹头,美国大概有一万枚到一万五千枚左右的核子弹头,法国和英国大概是五千枚左右的核子弹头,俄国大概是一千五百枚左右的核子弹头。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像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都是具备实际的核子能力或者潜在的核子能力,我相信日本肯定也具有这种制造核子能力的。从目前的分布力量来说,如果这个国家是一流国家,是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话,他能够形成第二次核子打击能力。也就是说,我第一次被对方摧毁了以后,我还能还击。还击大家知道,它所牵涉到的不仅仅是你的核子技术,包括你的通讯和外太空的技术在内,我们中国现在的阻击核子打击能力我相信美国人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中国也有一样东西很厉害,也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有深水潜艇,并且是核子潜艇。在中国的东海、南海整个的海域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核子潜艇是游离大洋之上的核子打击能力,既便美国万炮齐发,把中国陆区的布置的打击能力全部摧毁,我有一艘核子潜艇在东海里面藏着,这个时候我只要还有两枚远程导弹能够还击,这对对方也是摧毁性的打击。所以,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年被曝光以后,美国人是非常不安的。大家还应该知道,根据《海洋法》的规定,外国的船只有权到你的经济专属区来从事地形勘探。所以,今年五月份国家海洋局海洋研究所的专家和清华的国际法研究中心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分析这种情况,美国现在有若干所以科学探索的名义在中国的海域进行海底地形航道勘测的这种船只,其实是军事目的,因为他把你海域地形什么地方有暗礁、什么地方有深沟这种地形了解了以后,你的核子潜艇再要隐藏在什么地方就会很困难。总之,这样一种二次打击能力和跨洋、跨洲的有效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是一个大国的必要条件。现在跨洋、跨洲的有效投送军事力量我相信只有美国具备这样的能力,但具备第二次核子打击的能力我相信世界五大核子国家,甚至将来的印度都具有这样的还击能力。中国具备第二次核子打击的能力,所以中国是一个准大国,但不是完全的大国。

        (3)科技的力量。如果是一个大国的话,他一定是在基础的科学研究和尖端的技术开发两个方面同时领先的国家,基础的科学研究它所从事的课题和结果一定是对于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而不仅仅是重复性的课题。它所从事的工作一定是以对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为它的特征,而不是在已有的拓展的领域里面做一些局部的细化的研究。从尖端技术的开放来说,它的这种转化能力、开放能力、运用能力足以引导世界技术的潮流。各位同学想一想,美国现在是典型的这种国家,我们到今年为止,美国有二百七十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中国是“鸭蛋”,这样的比例你说我们怎么能寝食难安啊!

        中国长期以来,包括从国民政府时代以来,迫于内外交困、振兴中华这样一个眼前的火烧眉毛的事情,一直采取的是重经济、重科学,轻社科、人文,这样一种思路,所以导致中国在总体的这样一个关于国家布局、民族走向、精神气质、审美情操各方面远远不如西方。现在中国有所谓的“两院”院士,我们要问,我们作为所谓文科的研究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间,全球的视野里面,整体文化、文艺的发展,这样一个宏大的视野里面,“两院”院士您们那一位敢拍着胸脯说,我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我们一个都没有!我们中国科技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这里有一个材料我给大家读一下,1995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有五千家科研院所、组织以及研究机构,其中有两千五百家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报告,这五千家科研院所、组织以及研究机构平均每个机构有一百二十五名科学家,因此也就是说,1995年两千五百个研究机构它的三十一万名科学家没有一篇研究报告,另外一半研究机构拿出来的科研成果,只有百分之五达到国家水平,百分之十五达到部级水平。1995年五千家科研机构所申请的创新专利平均只有零点零九个。我相信这十年有很大的改进,但是从百分之零点零九提高到百分之九,我相信这不可能在短期内进行解决。

        (4)大国一定是具有高水准的宜居生活和惬意的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国民之所以对这个国家有认同,国民之所以对民族国家表示效忠,我相信与他所享有的宜居生活和惬意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宜居生活和惬意的生活方式也就没有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以及基于忠诚而来的为国家效力这样一种热情。惬意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指的是物质条件,同时指的是一种精神环境。同学们知道,过去在中国男女之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一辈子就可能抬不起头啊!79年上大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有三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做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反党!第二件事情就是经济上不要贪污!第三件事情我不说你也知道啊!(笑)我说:“不就是生活作风问题嘛!现在看来生活作风问题有条件搞的时候,外部条件不允许,现在自己没有条件的时候,外部条件已经允许了,所以就已经不再想这件事情了。(笑)贪污的问题由于我是一个教书匠,手上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无法贪污。政治上我相信我不会反党,我爱党,我爱社会主义。第一条是制度条件。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必须具有领先的、普遍认同与零距离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领先的制度安排指的是,他是人类在现有的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其中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宪政秩序,一种以权利的分隔和司法独立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法制的生活方式,是领先的制度安排的必不可少的内涵。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体要想变成合法和大国,对于现有人类文明已然总结出来的,而为普遍接受的民主、法治、人权、宽容、自由、博爱、平等、诚信、仁爱等,这样一些理念及其制度安排不得拒绝、不得诋毁。在经济领域,向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国家的调控进行正义的公平分配与依靠市场刺激和释放人的创造力等等这样一种有机的协调,是领先制度安排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这样一种制度它能够释放生产力,释放人的创造力,同时,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感,它能够凝聚国民、凝聚人心,将整个国民与土地、政府三位一体凝聚而成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说,有可能成为大国。

        第二条是文化能力。这里面就一个意思,大国一定是具有充沛的文化原创能力的国家。文化的原创能力不仅指的是对于既有全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而且在此基础上,探索未知世界,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文领域,还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安排所谓的社会领域,它一定是提出现有的人类未曾想到的。因此,它属于所谓先进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的创造能力,而且一定是它对未来人类的前景尤其未来人类精神现象、所谓时代精神的发展前景能够作出前瞻性说明的,这样一种充沛的创造能力才能够具有文化原创能力。它不仅包括科技创新的体制的转化能力,也不仅仅讲的是我们文、史、哲等学科的发达程度,也不仅仅是我们在法律文化方面或者在法的文明建设方面作出什么安排,这些东西背后它的文化的原创能力的创造机制是什么?教育!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他拥有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高端技术人才培养的这样一种创新机制,他是真正的创造能力的创造能力。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现在有一千五百所大学,可是在严肃一些的国际大学排名里面,我们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进入到世界前一百名的。根据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一百所大学里面,前一百名美国占四十九所,英国十所,德国五所,法国四所,日本五所,而且东京大学是属于前十位的大学,然后加拿大三所,澳大利亚两所,意大利、瑞典、奥地利、挪威、比利时、芬兰各一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排名在二百六十六所之列。作为创造能力的培养时期是中小学,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是“非人”的教育,这种不遵守教育规则的方式每时每刻都在戕害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影响着中国走向大国。如果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成功的话,那么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我认为是不成功的。总之,我们还不具备充沛的文化原创能力。比如以我们现在的法学来说,我们有法学在中国,法学前面加一个定语,“西方的”法学在中国,我们有没有一位学者敢说,我们中国的法学!中国的法学一定是以中国的社会为背景,以中国理念和价值为它的神经,藉由优美精确的汉语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中国人关于如何安排人世生活的理念、思想、学说、理论、知识,这样一个完整的形态,这叫完整的中国法学。否则的话,怎么会有中国的法学呢?你讲的那一套还不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人说过的嘛!我们不是一直重复他们的嘛?我们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说,我们中国的法学,有吗?诸位同学,没有!

        第三条是社会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想成为大国的话,他必须具备发达的公民社会、充沛的社会资本、强有力的社会与政治动员能力,这样一个国度,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纵然有八百万军队,一百枚远程导弹,你仍然不是一个大国,为什么?政治国家的发育一定要以公民社会的同步发育为辅助,才能够使得身心协调,才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的发育健全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社会资本包括这个国家的声誉、与相邻国家的关系等等,这些是必不可缺少的成为大国的条件。社会与政治的动员能力,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SARS”以前,是一个社会与政治动员能力非常薄弱的国家,但在文革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动员能力非常强,那个时候毛主席讲一句话,当天全国人民都要传达到,号称传达不过夜啊!“SARS”事件是借助这样一个疾病,是第一次动员、组织、提炼形成这个社会的应急能力,危机反应能力,也就是,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能力。我们大家也看到,在西方欧洲、北美等国家一旦他们某地发生自然灾害以后,他们的应急能力非常强。可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像巴基斯坦,一旦发生了地震、流行病以后,不是医生没有及时赶到,就是食品和水没有,或者人死了以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反应出他们的应急能力很差。但是这次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市居然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是一者以喜一者以忧啊!(笑)喜的是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不把人民的福利放在第一位,他同样会出纰漏,给我们提醒了一个大国的这种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协调的这样一个教训;忧的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可能出现将人民的地位不放在核心地位这样一种危险性,更何况非民主国家。所以,我就想到万一北京发生地震,我到哪里去买矿泉水呢?

        第四条是道义力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或者民族一定是一个具有道理理想与道德担当,具有伦理智慧的这样一个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他有超越的理想,他能够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同时,具有博爱情怀,为世界的人类前途着想。比如说关系到财经、环保、区域合作、救助贫困、防治艾滋病等国际合作方面,他能够表现出不仅关心自己,同时也关心其他国家,关心全世界人类福祉,这样一种道理情怀,这个国家才是受人尊重的,才是一个大国。他一定同时能够对人类的精神气质和道德理想不断提出一种新的前景,描绘出一种美好的前景这样一种文化,这个国家才能够大国。比如说平等、自由、博爱、宽容,这些是政治理想也是道理理想,这种道德理想就是最近几百年西方人提出来的,直到现在为止,不还是响彻行云、鼓荡人心的最美好的道德号召吗!

        第五条就是市民景观。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大国的话,他一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他的大众传媒具有世界影响力,全世界都会关注他,他的大众文化常常领导潮流,全世界跟着他跑。美国的流行歌曲一流行全世界都要唱,比如美国的NBC、ABC,英国的BBC,都具有全世界的影响力,他的报道都会听。这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谁具有话语权谁就能够用传媒在现实的世界之上、之中和之外,营造另外一个世界,从而影响世界的进程。我们现在好比在一个“铁笼子”里面,几千家电视台我相信他的这种报道的力量、透明的程度还比不上香港的一个《凤凰卫视》。大众文化同学们应该知道,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卡通、时装等等,乃至于一段时间吃什么东西都是影响着世界的。中国的卡通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卡通,但是没有创造能力,所以无法走向世界。过去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卡通,就是陕西的《蓝花花》,讲述的是一个蓝花花姑娘送情郎出去,情郎出去以后没有回来就死了,所以蓝花花姑娘就站在黄河边上想他的情郎,然后就开始演唱这首《蓝花花》歌曲。那个动画片我看的是如痴如醉、如梦如幻、如凄如诉、似真还假、假中有真、催人泪下。(掌声)但是,现在在国际的卡通市场上,我们不应该有份额吗?而我们现在孩子们看的全都是日本的卡通,充满了暴力、色情,我看我女儿电脑上全部都是日本卡通,那上面的男的都是帅哥,女的都是三围大得不成比例,(大笑)我就很忧心啊!这是我讲的大国要具备的三大条件,基础条件、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走向大国的道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想从国内和国际这样两个方面来解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从法学的角度来阐述。

        (一)我们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这里面有三个小点:(1)我们在处理周边关系上欠缺能力。大家知道,中国的周边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多的,朝鲜有,日本潜在的有、巴基斯坦有、印度有,苏联有,苏联有意味着蒙古也有,西亚这边哈萨克斯坦有,我们就好比生活在弹药库里面啊!周边环境并不好,朝鲜半岛是一个火药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我们的宿敌的日本,日本处于一种政经关系的死结的情形当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一直没有实现政治和解。另外,我们和印度也存在潜在的冲突,俄国从来都是一只北极熊,是一个最不守信义的国家,一百五十年的俄国是在背信弃义中渡过的,和希特勒玩把希特勒卖了,和日本玩把日本卖了,和其他国家玩也把其他国家卖了,最后就被一个国家把他卖了,就是中国!(笑)我们的周边关系令人不乐观,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法学家在这里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有时候我想,当周边政治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法律作为技术手段可以先行,经贸往来遵循经贸的规则,也就是法律的规则,尤其是私法的规则。

        (2)在大国的博弈方面,其实主要是与西方国家的问题处理上我们存在着一些困难。首先,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与我国一直处于潜在的竞争状态,因为世界的地源格局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稳定了长达四五十年,一直到1990年才获得了改变,所谓的东西冷战结束,西方所谓的民主阵营获得了全球性的凯歌高奏。但是,问题在于最近的二十八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了,他对于即有的世界格局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诸位知道,东亚国家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蒙古、东南亚将近二十亿人口,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北美、欧洲分庭抗礼,这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新格局。其中将仅有一千万平方公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他的崛起是对于第一期轴心文明以来的世界格局所提出的最强有力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发源于晚近五百年以来的,由西方所塑造的而在十九世纪末最后定型的世界格局一次强有力的颠覆。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其他国家在世界意义上占有的份额一定会相对下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我们与欧盟的关系,相对来说,共同语言多一些,但是由于中国现在这种体制,所以在一些价值方面,比如说人权问题、民主的问题等等方面我们没有很好的协调。因此,世界上潜在的矛盾是很大的。我们与俄国更是一种战略伙伴兼战略竞争的关系,因为俄国现在是一头疲惫的醒狮,他们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爆发力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他们的资源和他们的民族扩张特性,现在由于东西夹击情况下,内在的问题比如说经济、内部的少数民族独立等等问题没有处理好,他没有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但是根据一百五十年来对历史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一旦他们有这种力量的时候,挥戈南下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就在于,世界被设定为一个无政府秩序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你将会怎样,所以我只能以自己权利的最大化来求得自保,大国之间尤其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大国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大国是出了名的人,大国是肥猪,所以,可能遇到的风险会更大。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就在于,你要弱下去别人就把你灭了,你要强大了别人假想你是敌人。所以,每一个大国只好把对方作为敌人。

        (3)中国国际理论智库,也就是智囊团不行!同学们,中国的国际理论研究非常的薄弱,我们还没有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战略学家,还没有能够对国际未来局势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预测、能够提出国际关系未来发展原形的这样一些思想库。美国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想成为大国吗?还早呢!》,他里面讲了一条,中国在一心发展经济之时,他把大量的注意力转向了科学和技术,牺牲了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国际问题研究。因此,国际理论指导上的薄弱是中国软实力的另一个不足之处,也就因此决定了中国不具有成为大国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走向大国的过程中间,欠缺国际理论的智库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之一啊!那么,可不可以说,欠缺国际理论的智库里面也包括我们国际法的研究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国际法的教授,有没有哪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国际法教授啊?比如说我们过去王铁涯先生在国际上有些声望,赵理海先生在国际上有声望,现在在国际上哪一位国际法的教授有声望啊?同学们,老老实实讲,没有!中国对于国际公法、战争法、国际经济法、海洋法等等问题的研究,不能够在国际的总体上关于国家关系的学说里面占有一份额,同样影响了中国成为一个大国。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像人大法学院、北大法学院、清华法学院这样一些国内顶尖的法学院一定是在法的思想和哲学、宪政与国际法以及私法理论这四个方面能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校。至于说犯罪判几年刑,离婚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离婚,什么样叫做感情破例,证明的标准,这些我相信其他大学都能够做,如果在国际法的领域法的理论和哲学关于政治生活安排的宪政领域,以及关系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私法研究中间,能够提出足以引领人类生活前景的创造性的理念思想学术和知识的,恐怕只有顶尖的大学才能够做到。

        (二)从国内方面来讲,有六个方面我们欠缺:(1)我们欠缺稳定而具有伸缩性的国内制度安排。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相当的脆弱性,政治制度的伸缩性是它的稳定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政治上的这种宽容,政治上对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意见的容纳,恰恰是政治自信和政治有力的表现。就好比强烈的怀疑其实是坚定的信仰的体现,因为没有坚定的信仰和追求,就不会产生怀疑。所以,政治上的宽容对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力量的容纳是它的政治力量的体现。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具有相当的伸缩性及稳定性。政治体制的稳定是国家成为大国一旦有风吹草动之时,形成社会的政治动员力的前提,我们现在不具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从国内经济制度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市场经济,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一直存在。为什么?随着WTO关于金融业开放的大限到来,中国所有的银行不管是商业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没有做好准备。由于没有做好准备,一旦外资银行进入,全面开放之日也许可能是中国经济出现衰退之时。我们中国现在为止所持有的这种不可思议之多的外汇储备,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等于在替人家保值。总之,中国既没有形成健全的市场经济,我们正在面临着经济不稳定、金融风险高这样一个关口。从法律上来看,我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健全的现代法律制度,我们不仅仅不具备这样的立法制度,也不具备这样的司法制度,法律的理性化、客观化等等,我们依然没有实现。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形成现代的法律体系,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制度脆弱不堪。

        (2)就是我刚才讲的软件的要素里面,我们欠缺文化的原创能力,其中包括我们欠缺法文化的原创能力,它明显的标志就是我们有四百多所法学院,可我们没有一位在国际上有名的法学家;我们有如此多的立法,百年的法律实践,无数的教科书,但是我们没有真正一种能够称之为中国的法律理论的法律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形成以汉语作为载体的、表意工具的汉语文明的法律智慧。一句话,没有汉语法学,没有中国法学。

        (3)我们不具备或者没有获得普遍认同的国家哲学,包括法的哲学。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说民族精神,可是什么东西能够作为我们的国家理念、民族理念,国家哲学、民族共享的哲学理念,没有!过去曾经很长时间是儒家文化,后来代之于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被赶到了台湾,共产主义现在没有相信了。于是乎我们有一段时间民间自发的形成了民主主义,但民主主义只是政治认同的初级形式,而不能形成政治认同分高级形态。尤其我们这种政治认同要与文化认同为基础,而我们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是儒家人文主义,还是西方而来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还是三个代表?在这个里面官方的这种基于党派利益对于民族文化的有意识的淹没不张为代价,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依然给我们的民族凝聚力造成了危害。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形成获得普遍认同的国家哲学包括法的哲学,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能够提携起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和社会动员力的这种凝聚力和有效的这种人民吗?作为这个问题的延伸,这也是我要讲的国内意义的第四点。

        (4)我们缺乏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涉及到,这里我就不再讲了。

        (5)我们缺乏道义力量与伦理智慧。我们现在讲的最高的伦理智慧是什么?为人民服务!我们讲的最高的大众能够接受的伦理智慧是什么?您好、请、对不起、谢谢!这是一种伦理倒退嘛!古人的温文尔雅他的背后是一种五伦关系,具有深厚的人文关系所形成的。我们现在堕落到只能够讲您好、请、对不起、谢谢,再见,中华民族的这种伦理智慧到了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昨天晚上我在北广讲课还引用了公安部的“五条禁令”,警察不准参与赌博,警察不准酒后驾车,警察不准非公期间带枪等等,后来我给他加了一条,叫警察不准随地大小便。(笑)我们过去曾经提出来大同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伦理智慧。可现在我们有吗?康德说:永久和平。从西赛罗开始一直提出世界法的理想,世界政府,我们现在提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

        (6)法制不符大国之用。它的最主要的表现不仅仅在于,在国内法的意义上我们有法不依,因此难以形成现代的民主为基础的法律文明秩序。而且表现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创制中去,我们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的接受者。

        第三个问题,中国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从而走向大国我主要从法律方面讲,也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首先,国际方面我有四点想法:(1)中国要成为大国应从经营亚洲开始,从而博弈全球。经营亚洲政治经济方面我们不讲,我仅仅讲一条,那就是中国现在应当启动一个程序,中国的法律人应当有意识的来制造这样一个进程,即东亚法律的一体化。诸位知道,在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内蒙古这样一个广阔的东亚区域,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存在一个以法典化的编纂为法律表达时,以儒家法的思想为他的精神内核,以乡规民约等等为他的支撑因素,而以独特的法律思维和司法推理风格为他的实践形式的这样一种东亚共同之法及东亚普通法。在今天的东亚没有形成这样的东亚的共同之法,但是东亚要整合,为什么?因为欧洲整合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北美正在整合,一盘散沙的东亚在二十一世纪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东亚要整合。因此,作为法律人我们应当呼吁这样的一个程序,推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法律一体化。同学们知道,东亚法律一体化包括公法方面、司法方面等各方面,比如我们可不可以先搞一个东亚人权宪章或者叫东亚人权法案,学者从民间自发的开始,然后逐步向官方推导。我们可不可以倡议设定一个亚洲或者东亚人权法庭或者宪法法院,我们可不可以形成一个东亚的贸易仲裁法庭或者法院,这样来促进东亚的整合。

        (2)在国际领域,中国要应对这些问题的话,要建构国家形象,标领和平文化,中国要建构一个有道德智慧和道德担当、热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这些大国的形象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一定要以你对国内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及真正在国内形成民主法治。所以,一个可问责政府才是一个可问责的国家。对于民众和公民社会作出回应的政府才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作出积极回应的这样负责任的国家。所以,在这一点上建设法治国家形象也就是建设国家形象,建设尊重人权的宽容的社会环境也就是标明和平文化。我想,国内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是融为一体的。

        (3)中国要解决上述问题,我想要交替利用强国战略和弱国战略。在国际社会里面,弱小的国家总是希望强调国际法准则,对中国来说,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走向大国的国家,中国的情况现在看起来繁荣,其实危机深重。所以,我们现在要交替利用强国战略和弱国战略,运用国际法的准则讨得社会公道,运用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六方会谈的机制等机制,然后利用这种国际机制来取得发言权,包括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权,这样才能够解决中国如何成长为大国的问题。

        (4)利用和创建从参与利用、引导到主导创建国际机制,建设国际宪政。

        其次,关于国内方面也有这样几条:第一,为了走向大国,现在要对兑现民主承诺,启动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首先,从乡镇的职权到省的职权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兑现民主化承诺。这是中国走向大国的解决制度脆弱性问题的第一步骤。第二,为了建构国家哲学包括法的哲学,我们需要鼓吹法的爱国主义,其中主要是宪法爱国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国家及法律共同体国家认为就是法律认同,而法律信仰是凝聚全体公民的士卒忠臣。因此,宪政秩序是我们政治共同体的法律屋顶,民主主义是政治合法性的最初认同形式,而儒家人文主义才是中国一切政治合法性的文化基础。如果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中国将整合一个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中华文明的文明共同体这样四位一体,这个时候中国才是大国。第三,我们要实现立法的民主化与公开化,启动民主的立法程序。第四,在中国要将整合政治经济改革与局部突破相统一,实现政治智慧的积累与创造性的发挥。第五,在中国要实施善政与善治。也就是说,要实现社会的民主治理,政权的民主治理,允许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从而实现公民社会政治与国家的互动引导政治国家理性化的处理公共事务,从而形成全体对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和政治国家的动员能力,使中国走向大国。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此打住,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掌声)

        主持人:感谢许教授的精彩讲座。许教授的讲座给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作为一个法学家,它对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还有文化也十分的了解,这一点十分可贵;第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许教授为人十分谦虚,如果连他这样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者都不能被称作法学家的话,那么法学界能够被称作法学家的学者又有多少呢?当然,这也体现了许教授对于中国法学发展前景的担忧。非常感谢同学们积极参与今晚的讲座,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论坛,谢谢大家!(掌声)

        (该讲座为许章润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所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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