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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现为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注册主任,中国徐州国际商会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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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认定中若干问题研究

 

立功认定中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李悦冯兆江罗真
    
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和刑罚执行制度,也是我国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和法律化。司法实践证明,立功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它在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惩治犯罪活动、教育改造罪犯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立功认定问题却经常发生争议,许多问题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不利于统一、公正司法。有鉴于此,笔者对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立功认定中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试作探讨,以期裨益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
 
一、关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构成立功是否应以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必要
 
对此,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抓获说”。认为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所规定的几种立功表现的表述形式看,对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用的是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用的是“阻止”,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用的是“突出表现”,均是一种内含行为结果的表述。故对协助抓捕行为应理解为出现协助的结果,方认定为有立功表现较为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二是“抓捕说”。认为从《解释》第5条的规定来看,该规定用词为“抓捕”而不是“抓获”。从二者的关系来看,“抓捕”是一种行为过程,是“抓获”的事先行为和前提条件,而“抓获”则是抓捕行为所取得的结果之一。因此,上述规定并未将抓获成功作为构成该项立功的必备条件。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又存在不足。笔者倾向于支持“抓获说”,但主张对其进行修正,即只要被告人的协助抓捕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能够产生抓捕成功的结果,被告人就可以构成立功。在抓捕过程中,由于其他不应归责于被告人的原因而导致原本能够成功的抓捕行为未果的,不影响被告人构成立功。例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被告人事实上已经准确提供了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但由于侦查机关抓捕不及时或抓捕行动泄秘等不应归责于被告人的原因而导致抓捕行动失败的,通常不会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这对于被告人显然是不公平的。依据修正“抓获说”,被告人的协助抓捕行为应当构成立功。
 
修正“抓获说”,可以避免出现“因其他不应归责于被告人的原因导致抓捕未果,却使得被告人不能构成立功”的不公平现象。依据修正“抓获说”来认定立功,可以强化侦查机关的职责,保护被告人通过自身积极协助行为争取刑罚减轻的积极性,使刑法所赋予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从而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达到利益的平衡。因为刑法不仅具有打击犯罪的犯罪控制功能,同时也具有保障罪犯免受不正当刑罚的人权保障功能,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二、关于对立功开始时间的理解
 
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似乎形成共识,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方可成立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解释》第5条已经明确规定了犯罪分子“到案后”有四种行为的认定为立功。其次,法律之所以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定在到案后,是因为犯罪分子实施立功行为是为了将功折罪,将开始时间定在犯罪分子已经知道所犯罪行被司法机关通过法律程序确认之后,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是最为适宜的。第三,如果不采用“到案说”,而是将认定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会使刑法设立自首制度失去意义。因为立功和自首在从宽处罚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完全可以基于该理由,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同时继续进行新的犯罪,由于具有立功表现,即使不投案自首,也可以在被抓获归案后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笔者认为,讨论如何界定立功的开始时间,应以立功制度的立法理由为依据。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根据在于:一方面,被告人的立功行为有利于案件的及时侦破或者为社会带来效益;另一方面,立功行为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从而使刑罚的必要性减少。因为刑罚正当化的依据在于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正如法谚云“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
 
基于立功的立法依据,笔者认为,应当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但如果在到案前,被告人又实施其他犯罪的,则其之前所实施的立功行为不构成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人在犯罪以后实施的立功行为与到案后实施的立功行为,同样有利于案件的及时侦破或为社会带来效益;其次,犯罪以后实施立功行为,并且在到案前未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完全能够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已经降低,刑罚的必要性也在减少。最后,如果被告人实施了立功行为,但在到案前又实施了其他犯罪,这就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并未降低,对其就不适宜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也就不应将其之前的立功行为认定为立功。
 
至于上述支持“到案说”的三个理由,笔者认为均不够充分。首先,尽管《解释》第5条规定了“到案后”,但作为其制定依据的刑法第68条并未规定“到案后”,并且《解释》第7条也未规定“到案后”,这难道仅仅是立法的疏忽?其次,被告人为了将功折罪而实施立功行为,完全可以在“犯罪以后”,而不必非得等到“到案后”。对于“罪”的界定,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在犯罪以后就有罪了;如果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则需要在判决生效后才有罪。而“到案说”的理由“只有在到案后才可以将功折罪”,似乎两边都靠不上。第三,不可否认,如果简单适用“犯罪以后”就可成立立功,确实可能存在对已经实施了立功行为的被告人缺乏有效制约的问题,但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已经对“犯罪以后”可以成立立功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到案前未实施其他犯罪,因此,不必担心被告人实施立功行为后,即使继续实施犯罪也会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进而容易滋生被告人的犯罪投机心理。另外,因为自首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并且可以和立功同时存在,如果被告人犯罪以后既立功又自首,可能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因此,即使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也不会使自首制度使去意义。
 
三、关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构成立功应当如何认定
 
对此,目前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有的主张,被告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由法院进行认定。也有的主张,被告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由行政机关先予认定,然后由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认定结果予以审查,并最终决定是否认定为立功。笔者倾向于后一种做法,即被告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首先由行政机关先予认定(行政机关一般通过向被告人发布表彰决定的方式予以认可),而后法院可以根据表彰发布机关的级别来判定表彰决定的效力——是否认定为立功。对此,笔者的初步设想是,可以参照见义勇为评定机关的级别设定来判定表彰决定的效力,即如果被告人因“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而受到表彰决定的,表彰发布机关是省级人民政府以上的,可以认定为重大立功;表彰发布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可以认定为一般立功。而对于其他机关的表彰决定一般不予认定,特殊情况需要予以认定的,可以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司法实践中,辩护方通常会拿出形形色色的表彰决定(在笔者所接触的案件中,甚至有律师拿出居委会的表彰决定),以此要求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法官们在审查各种表彰决定时,通常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这显然不利于统一、公正司法,同时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因此,对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构成立功的情形进行规范显然十分必要。
 
有人认为,在我国目前刑罚设置仍然较重的背景下,对于立功的认定范围不宜规定过窄,如果依据上述标准来认定立功,将会使构成立功的情况大为减少,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首先,立功作为与自首同一级别的法定减轻情节,应当严格界定。一旦认定构成立功,可能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因此必须从严把握。其次,立功表现有很多种,并不会因为实行较为严格的判定标准而大为减少。“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只是构成立功的一种表现而已,从司法实践来看,绝大多数被告人的立功表现均为前两种情况,即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和提供重要线索。第三,实行严格的判定标准利大于弊。实行严格的判定标准,一方面可以使立功的认定标准更为精细化,让所有的被告人均受到公正的刑罚;另一方面,可以预防各类司法腐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至于弊端,也许就是对被告人的某些积极表现未充分评价。其实,这一所谓弊端可以通过量刑的差异性而得到很好解决。例如,可以将被告人的积极表现视为悔罪表现较好,而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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