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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现为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注册主任,中国徐州国际商会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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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民事诉讼执行程序的几个问题

简论民事诉讼执行程序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最高院陆续以司法解释或会议纪要的形式对民事诉讼执行中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执行行为异议等若干程序进行了细化及规范。但笔者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现行法仍存在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文简作论述,以嗣读者。
   一、逾期履行利息的计算
   前段时间处理一个案子,诉争双方调解结案,法院调解书确定债务人于调解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债权人支付价款300余万元,如违约,则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债权人支付违约金。调解书生效后履行期间内债务人未依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法院遂查封债务人名下土地使用权一宗。至法院拍卖成交之日,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计算逾期履行利息与本金债务人共应向债权人支付504万元。但执行法院认为债务人违约未履行调解义务,逾期履行利息应当依照双方约定利率计算,并在双方约定基础上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双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合计金额608万元。两种计算方法相较差额100余万余。
    翻阅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诸如民诉解释及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四川省高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法释〔2009〕6号】等相关文件,目前尚未涉及逾期履行利息起算节点的问题。通常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债务本金都很难执行,更别提逾期利息的执行了,对这个问题也算是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盲点。个人认为上述执行法院的计算方法不仅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而且属于严重的滥用职权,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逾期贷款利息计算方式本身即具有明显的惩罚性质,且法院判决或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间本身即限定了双方履行债务利息的计算节点,履行债务利息只能计算至法院判决或调解书生效之日。虽然诉争双方对债务利息做了约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经法院生效判决调解书确认,但这种情况下执行债务总额的确定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与法律强制性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等)的冲突,当事人认可债务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否定了执行阶段当事人自行约定逾期履行利息的效力,强制性要求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逾期履行利息。在这一点上虽有违民事行为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则,但在最高院作出相应调整前,上述执行法院的做法明显不当,违背了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属于滥用执行权限,其错误执行行为应依法撤销。
    二、执行过程中查封财产的执行异议
    关于这个问题最早在民事诉讼法第208条中即有所规定,在最高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相关问题细化,程序上更为完善,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等相关司法文件,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尤其是涉案执行标的实际所有权人的异议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但在制度衔接上,本人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仍有差强人意之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并请求对执行标的停止执行的,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但第二十条又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如果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驳回异议人执行异议,案外人即使依照民诉法204条及时行使诉权也不能停止法院的执行,而漫长的诉讼过程很有可能使得案件已经执行终结,案外人财产已经被评估拍卖。案外人财产损失将只能通过执行回转或国家赔偿救济,其曲折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且现行民诉法204条并未规定执行异议的审查程序,究竟是由执行庭还是由业务庭进行审查?是由该案执行法官还是另行组织其他执行法官审查?审查方式是听证式还是庭审式?是否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等等。个人认为,执行异议,尤其是案外人提出的涉及财产权属争议的执行异议应当由执行庭移交业务庭进行审查,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执行庭执行法官在职业素质,职业经验等方面确实不是十分适宜对实体性问题进行审查。当然屡见不鲜的执行腐败也是笔者作上述建议的原因之一。将财产权属等实体性事宜交由业务庭审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查结果的准确性,也可以防止执行腐败。且较为严格的审查程序有利于当事人双方充分举证,发现案件事实,防止一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司法结果。
另,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规定限定异议人提起诉讼的期间为“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笔者私以为上述规定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理,有意无意间铸成大错。所谓“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的情形,主要指称的应当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财产权属异议。民法上认为对物的物权的主张是不受诉讼时效或期间限制的(特殊用益物权除外),但在该条文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财产权属审查要求却被强制性的要求在短短的15日期间内提起。如果异议人未及时行使诉权,依照现行法院的一些做法,非常大的可能上异议人的诉权会被认为是期间已过,诉权消灭。且即使异议人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也不停止执行。相较之下,199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3)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似乎更为合理,一方面网开一面,允许案外人另行提起确定财产权属的民事诉讼且没有时限限制(执行终结前提起即可);另一方面尊重另案实体判决,先行中止执行,待实体判决作出后再做理论。较之新民诉法204条,《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102条的规定似乎更为适用,也更符合国情。笔者不禁感叹,难道立法还能开倒车乎?
    三、执行过程中国有划拨用地的拍卖问题
    对国有企业国有划拨用地的拍卖问题长年来困扰各级执行法院。近年来最高院及国土部的一系列司法文件的颁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明确了法院有权对国有划拨用地进行拍卖而且明确国土部门应当配合法院将拍卖地块办理过户手续。但是,笔者发现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在规划部门已将涉案地块的土地用途做了变更的情况下,国有划拨用地面临巨大的升值潜力,国有划拨用地市场价值的评估却仍然以国有划拨用地使用权证确定的土地用途为准进行评估,而国有划拨用地绝大多数是工业用地,市场价值不过20-30万一亩,而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动辄上百万,数百万一亩(以山东地区为例),买受人一旦通过法院评估拍卖获得国有划拨用地使用权必将大获“裨益”,法院对国有划拨用地评估拍卖期间的种种不合理及利益诱惑下的司法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在济南地区,国土部门在出现法院裁定过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会要求买受人出具由规划部门作出的证明土地规划用途未发生变化的证明。在涉案土地规划用途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土部门拒不办理过户手续。这时又会出现法院执行裁定成白纸一张,买受人白白支付拍卖买受款的情形。司法权威必被损害。
    上述问题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现行民事诉讼执行规定与现有土地管理政策法规发生冲突的实例,一方面是现行有效的造成国有财产被低估的土地价值评估办法,另一方面是强制性的国土部门对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义务。一方面是法院对现行法的严格遵照执行,另一方面是国土部门对明显不当的现行规定的抵触。程序是合法有效的,但执行结果却是明显不当的。孰对孰错?
    四、执行监督
    对这个问题本打算展开谈,但限于篇幅,简单提几个方面:
    1、法院自身对执行行为的监督;
    目前来讲,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较为健全且遵照执行情况较好,毕竟内部监督更容易接受,在利益关系涉及面上与执行法官也更为密切。监督方式上不仅包括见诸明文的本院院长发现提起监督程序,上级法院执行监督程序,还包括未见诸明文的执行程序汇报制度等,相对来说效果上也更为直接,更为有效。
    2、执行人、被执行人及案外人对执行行为的监督;
    民诉法202条,204条等有所规定,但如上文所述,不尽全面也不尽合理。
    3、检察机关对执行行为的监督;
    目前最弱,因执行程序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的监督无从谈起,最高检曾在法复[1995]5号文件中明确批示在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
    4、政府尤其是政法委对执行行为的监督。
    目前最为无章可循,最无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一种监督方式,却也是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最为明显的一种监督方式,其间原委读者自思量之,不便多谈。
列举以上种种只为说明目前体制下对执行行为的监督较为多样,但从效果上将却缺乏根本性的抑制执行腐败的有效形式。当然,公权力监督的缺位似乎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但体制不善不是借口,我们建的了三峡,拦得住长江,还处理不了腐败吗?能不能为和愿不愿为有本质上的区别,能为而不愿为,借口当然“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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